一、中美在粮食预期引导上的博弈态势及核心焦点

　　（一）粮食安全战略叙事主导权与制度框架博弈

　　中美围绕粮食安全议题展开核心叙事权争夺。我国以底线安全为基调，通过立法保障耕地红线、量化储备规模及产能提升目标， 清晰 传递 出 坚持 自给自足 ， 筑牢 安全 防线 的 政策 预期 ；同时 积极 释放 “ 不冲击全球市场 ” 的 信号， 缓解 国际 社会 对 我国 囤粮 行为 的 疑虑。美国则依托农业部 发布的 全球供需报告 所 具备 的 影响力 ，渲染 “中国需求冲击论”，将粮价波动归咎于我国进口及 某些 地缘冲突，并借 “新殖民主义”话语质疑我国对非农业合作模式。双方在制度框架层面形成对峙，我国以“自主协同发展模式”构建治理新范式，美国则强化“自由市场”规则霸权，迫使 许多 发展中国家在粮食主权保障与市场依附路径间作出制度 选 择。

　　（二）贸易规则重构与供应链布局的攻防较量

　　中美围绕贸易规则重塑和供应链布局争夺市场预期主导权。我国加速构建多元化进口体系、推进 RCEP区域粮道建设，并适时释放储备调节信号，弱化对美依赖预期 。 同步以关税动态调整传递博弈弹性。美方则通过在印太经济框架中植入粮食合作条款，推动选择性供应链联盟，但受东南亚基础产能制约，其供应链重组计划面临实施瓶颈。在关键物流通道安全领域，我国全面提升国际港口枢纽能级，并拓展中欧陆海联运及北极新航道等替代性物流走廊，通过立体化运输网络建设显著增强国际供应链稳定性与风险缓冲能力。

　　（三）定价权争夺及市场波动调控博弈

　　定价权争夺与市场波动调控为中美博弈核心战场。美国依托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形成的全球大宗农产品数据权力，通过高频发布南美干旱、东南亚季风异常等区域气候风险预警，系统性放大市场恐慌情绪，强化其金融资本主导的粮价波动操控能力。我国则加速推进国内大宗商品交易所国际化进程，重点扩大 豆粕、玉米等人民币计价期货合约交易规模，增强定价基准辐射力，有效对冲外部价格波动向国内市场的传导压力。在市场波动调控层面，我国依托储备体系快速响应能力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而美国通过调整各国供需数据、全球库存消费比等数据弱化我国储备独立调控效能，博弈焦点直指市场心理锚点。

　　二、我国在粮食预期引导层面的薄弱环节

　　（一）跨境数据监测体系缺陷及境外数据干扰制约风险防控效能

　　我国跨境粮食数据监测体系面临数据覆盖不全与外部干扰加剧的双重挑战，制约跨境粮食风险防控体系的有效运行。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国际监测范围存在明显短板。自主获取的数据仅聚焦于部分国际粮食贸易领域，对重要运输节点信息的监测因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供应链体系而掌握不足，影响风险预警的及时性。二是外部数据干扰风险突出且应对能力亟待强化。例如，美国农业部（ USDA）等机构发布的数据报告若出现失实， 容 易引发国内市场的异常波动，我方对相关干扰信息的分析研判与应对机制尚需健全。上述问题叠加，致使跨境粮食风险监测预警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受到制约，需精准施策予以完善。

　　（二）国际规则重构与协同传播短板制约粮食安全治理效能

　　我国在争取国际粮食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形成对外传播治理合力方面面临挑战。主要体现为：一是国际规则主导权争夺面临制度性壁垒。美国依托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基准定价体系及 世界 农业 供需 预测 报告 （ WASDE ） 所 构建 的数据霸权，通过转嫁粮价波动矛盾、渲染气候风险等手段，强化金融资本对大宗农产品 定价 的 操控 能力 。我国虽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粮食安全保障法》健全储备调节机制，并推动人民币计价期货市场建设，但在国际粮食贸易规则重构、数据标准互认等核心领域仍受制于西方主导的治理框架 ，话语权仍有待提升 。二是跨部门协同传播机制尚未形成治理合力。当前粮食安全议题存在 “治理成果强、国际转化弱”的 现象。外交政策解读、商务数据发布与宣传成效宣介缺乏系统联动，对国际社会关切的供应链韧性、标准互认等议题回应不足。 上述挑战叠加，不仅影响我国在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中有效争取话语主导权，也对国家利益维护构成现实制约，亟需从机制建设与传播策略两个维度推进改进。 ?

　　（三）政策信息传导与科普阐释短板削弱预期管理实效

　　我国 政策信息的有效传导与权威科普阐释 能力 仍 存在短板，削弱了对社会预期的管理效果。 主要体现为： 一是全媒体传播渠道协同不足。政务信息发布面临传统平台覆盖效能减弱与新兴媒介融合滞后双重问题，基层传递过程中呈现多级递减效应，导致政策核心要义传递完整性下降， “最后一公里”堵点仍存。二是关键领域信息透明度与公众认知间存在差距。如对粮食消费结构（如饲料粮与口粮差异）等专业 性 较强 的 议题，权威阐释有待提升，叠加部分媒体解读存在 碎片化 、 片面性，加大了公众对粮食安全形势形成准确认知的难度及误读风险。上述问题叠加，影响了政策目标的有效传达和社会共识的形成，亟待系统性优化提升。